新年將至，賀年片卻成為美好的回憶／白來勤

賀年片趣談

白來勤

以前，每當新年來臨之際，親朋好友總要互寄“賀年片”，向對方表示祝愿，賀年片既是一種藝術紀念品，又是傳遞感情信息的載體，人們使用它，既交流了感情、傳遞了友誼，又增加了節日的氣氛和歡樂。也許有人以為賀年片是舶來品，其實不然。我國古已有之，不過最早在我國出現的賀年片不是用紙制作的，而是用木、竹片削成的。

不過，古代的“賀年片”并不是一般人都愛用的，主要是一些高官、顯貴、士大夫們采用。他們自詡清高，每逢新年來臨，不肯自己出門拜年，便派人送“賀年片”。我國宋代就有投遞“賀年片”的風氣。不過當時不叫“賀年片”而叫“門狀”，“帖”或“刺”。南宋文學家周密的《癸辛雜識》載：“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簽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欲以為常”。明朝時，送帖拜年之風也很盛行，文徵明曾在他寫的那首《拜年詩》中揭露過高官顯貴們自詡清高，不肯出門拜年的虛偽，詩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敞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間嫌間不嫌虛”。由此看來，古代的賀年片與現代的賀年片是有區別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賀年片也發生了變化。明朝天順年間的賀年片，是把一種印有梅花圖樣的箋紙裁成約二寸寬、三寸長的大小，上面寫者姓名和地址。至農歷正月初一，在朋友間相互贈送，甚至連一些不大熟悉的人也送上一張，使交友的范圍更廣泛些，到了清代康熙年間，就改用紅色的硬紙片來制作了稱“紅單帖”，還把賀年片裝在當時很盛行的一種錦盒里送給方，表示鄭重，叫“秤匣”。不親自去而派人送去的稱“飛帖”。古時送賀年片在春節期間，辛亥革命后，我國采用公歷，便出現了“元旦”這個節日，寄賀年片便不光在春節就是元旦，也有送賀年片的，而且花樣多了起來。

賀年片除了傳說的“福祿壽禧”、“吉祥如意”、“五谷豐登”、“年年有余”外，現代題材的賀年片更為豐富多采，戲劇、舞蹈、體育、風景、文物、工藝品、民間故事等，刻畫在賀年片上。在賀年片的表現手法上，有國畫、油畫、年畫、裝飾畫、木刻，剪紙等；在形式上有單片、折頁、挖洞、凹凸和立體之別，至于手工繪制、麥桿、羽毛粘貼等工藝賀年片，雖為數不多，卻獨具風格，再寫上自已精心創作的祝詞，更是鼓舞人心。還有一種電子音樂賀年片，翻看卡片時，就能奏出優美動聽的音樂，給人們新奇驚喜之感。

賀年片在國外特別流行，歐美各國信奉基督教，過圣誕節就等于過年，實際上圣誕節后幾天就到了新年，因之，西方賀年片也叫做“圣誕賀卡”、“圣誕賀年片”，片上通常都是印著“圣誕愉快和新年快樂”之類雙聯含義賀詞。

全球賀年片銷售量最多的是日本，1979年12月一周內，日本銷售了27億張賀年片，平均每人25張。由于人們過年時紛紛購買賀年片贈送親友，一時郵政局人員捉襟見肘，為使寄的賀年片一律集中在元旦當天發送到收件人手中，郵局每年不得不為此雇200萬臨時工，200萬人突擊投遞。

世界上最珍貴的賀年片是194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送給英國首相邱吉爾的，那是用金片壓制的。在美國，總統簽名的賀年片是賀年片收集者夢寐以求的收藏品，按慣例，總統任滿離職那年的圣誕節，是要發送親筆簽名的賀年片的。美國前總統卡特簽發的賀年卡曾創下美國離任總統簽送賀年片的最高記錄，一氣簽了12萬張，這個數目超過此前歷任35位總統所發賀年片的總和。

有時，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賀年片能起到獨特的戰斗作用。1966年，劉少奇同志家已處于逆境，宋慶齡女士新年時照樣寄出了賀年片，使得劉少奇同志全家感到“一切似乎與往年一樣”。這是多么可貴的一張賀年片！與其說是宋慶齡女士政治嗅覺不敏銳，倒不如說是她是對歷史、對未來有著清晰的預見！

賀年片作為藝術品，像集郵一樣成為賀年片愛好者的收集對象。據說晚清畫家任伯年就是一位賀年片的熱心收藏家，他曾集有38個國家的19000張賀年片。

隨著時代的發展，如今人們使用賀年片拜年的明顯減少，尤其在中央關于逢年過節不得用公款印制、購買掛歷等物品的的規定出臺后，大多使用電話拜年、短信、微信拜年甚至網絡拜年，使拜年與科技進步緊密的結合起來，令新年的氣氛更具有與時俱進的科技含量和新常態下的廉潔清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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